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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上的地震预警,电磁波跑赢地震波之后

地震预警“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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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晚,四川长宁6.0级地震发生后,宜宾、乐山、德阳等地不少居民通过电视、手机等接收到预警信息。300多公里外的成都,101个小区、180个学校里的大喇叭发出倒计时警报声,响彻夜空。

2019年6月19日,长宁县双河镇葡萄村,李泽权站在被地震毁坏的房子前。(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宜宾提前10秒为地震预警”、“成都提前61秒预警”……一时间,地震预警系统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20日《南方周末》)

民间研发者王暾再次站到了风口,迎接比以往更为热烈的风浪。

在最早拥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日本,面向公众的系统被命名为“紧急地震速报”。

6月18日那天,采访他需要排队。他精力充沛,语速极快,像背书一样回答媒体抛来的问题。

36秒,意味着他可以从容地在调度室发出指令,通知运行线路驾驶员,将地铁列车的自动模式改为手动模式,同时加强了望。

他对这次地震预警带来的巨大关注很满意——微博上,地震预警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十亿;地震预警APP窜到手机APP下载排行榜前列,短短几天下载量达四五百万;房地产公司、社区、学校也纷纷咨询合作。坐地铁时,他随机问了下周边的人,全都知道地震预警。

张超家的电视画面突然变灰,紧接着跳出三行字,他只记得两个信息:“5.8级地震”“注意避险”。

但质疑声也不断出现。事实上,这个自2011年起投入运用的系统,从诞生开始就伴随着质疑与争议,不断刷新着公众对这一专业领域的认知。

这是张超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信息,他以为是正在观看的电影《冲出亚马逊》中的单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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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0秒,头顶的吊灯开始剧烈摇晃。张超又瞥了一眼电视,“5.8”已经变成了“6.1”。他才反应过来:这真是预警信息。

地震预警app页面。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距张超家所在的四川宜宾筠连县城不到90公里,长宁县已陷入混乱。据事后中国地震台网发出的通知,2019年6月17日22:55,四川宜宾长宁县(北纬28.34度,东经104.90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

深夜警报

不幸的是,长宁县所处位置被称为预警“盲区”。生活在“盲区”里的人,预警没有任何作用。用这套ICL地震预警技术系统主要研发人王暾的话来说,“大概离震中21公里之内的预警就为零。”

60秒倒数计时从大喇叭中传出,紧接着,是长达一分钟的警报声。

“盲区”成为ICL系统受质疑的“软肋”之一。从已有的资料来看,ICL预警系统的名字、发布渠道、减灾效用都存有争议。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孟磊,正抱着电脑坐在沙发上准备“6•18”抢购,听到隔壁小区传来的倒计时,已经数到了20秒左右,他没太在意,以为是警车鸣笛声。

这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2011年正式运用伊始,ICL预警系统就曾受业内质疑,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而6月17日深夜发生的宜宾地震,更让王暾和他团队研发的ICL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几乎是一瞬间,房子开始抖动,餐桌上方的灯在晃,沙发也在晃,他下意识以为是坐旁边的妈妈在动,“别晃了”,“我没动”,妈妈说。孟磊这才察觉是地震了,赶紧提醒家人往桌子下躲。

当然,王暾拒绝这些质疑。无论在访谈还是微博上,他频繁呼吁,全国地震区开通电视、手机地震预警服务。

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警报,但就像孟磊一样,很多人没听懂它。

名字:预警还是速报?

黄小燕以为在拆爆炸装置。在小区住了7年,她还是头一次听到警报声,“小区里也没有宣传,都不知道安装了这个”。

无论叫什么名字,这种方式都不能神化。

那晚,她正躺床上玩手机。倒计时数到四十几的时候,她好奇地去窗边看了下,没有演习,小区里也没人出来,她又坐回床上。

对公众而言,“地震预警”仍是一个新事物,尽管它已在四川悄然运行多年。早在2011年,汶川大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汶川和北川就成为王暾预警研究的重要试验地。

数到“一”的时候,家里的床开始摇,妈妈说,“你晃床干什么?”她马上意识到,地震了。经历过汶川地震和多次小地震的她,感觉晃动不太厉害,在19楼也跑不了,就索性没动。夜里,她感觉又震了一次,不过没有警报声。那天她睡了一个踏实觉。

王暾原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物理学博士,在2008年以前,他从未研究过与地震有关的问题。2008年他受汶川地震所动,回国从事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

在离震中双河镇更近的地方,警报来得更急促。

2018年6月18日,王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4月,他所研发的地震系统首次成功预警——那是一场发生在汶川的3.0级左右的地震。此后的宣传均称,这次预警使中国成为继日本、墨西哥之后的第三个具有地震预警能力的国家。

家住宜宾叙州区的林艺离震中50多公里,听到警报拉响时是倒数5秒。她还没反应过来,房子已经开始晃动,来不及开门跑出去,她连忙拐进门口卫生间,没站稳,直接蹲到地上。第一次震动过后,一家人赶紧收拾东西跑下楼。

所谓地震预警系统,指大震发生后,抢在灾害形成之前发出警告。整个系统依托震中周围密集的台网点,识取信息,快速评估地震发生后初级信息,利用地震纵波快于横波以及电磁波快于地震波产生的时间差,达到预警目的。

听到家附近的县人民医院传来的警报声后,珙县人刘才和家人迅速跑进了厕所,这里距离震中仅有20多公里,晃动持续了大约半分钟,屋子震出了裂缝。

王暾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在地震预警领域的每一步,都代表了我们国家在地震预警领域的每一步。”

让刘才疑惑的是,县医院旁边的不少学校,都安装了大喇叭警报,这次都没有响。

但在部分地震预警专业人士眼中,地震预警的名字容易让人产生混淆,让人误以为在地震发生前,就能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小。在最早拥有地震预警系统的日本,面向公众的系统被命名为“紧急地震速报”。

刘才不知道,他处在地震盲区边缘。预警时间极短,甚至来不及预警,地震波已经到来。

“正因为担心产生误会,我们一般称为超快速报,实际上就是预警。”四川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处长杜斌2019年6月18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企业称之为地震预警。”

“中国公众刚刚接触地震预警,对它还比较生疏。”中国地震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地震预警专家解释说,地震预警在日本叫“地震紧急速报”,中文应翻译为“地震报警”或“地震警报”。

同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召开的“四川长宁6.0级地震专家集体访谈”中,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王海涛就认为,40秒以外或者更长时间的预警,可以称之为震感提醒。因为提前40秒等到报警消息,意味着地震波跑了两百多公里。这样来说,六七级的地震对这些地区已经不是可以形成破坏的范围。

和震前预报不同,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利用电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为震中周边还未遭遇破坏的区域提供几秒到几十秒的逃生时间。

“地震预警的名称算约定俗成了,”王暾说,“争议这个没什么意义。”

“目前全世界地震预警水平都差不多,就是谁的系统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这位专家介绍,地震预警原理都一样——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区域安装大量地震预警传感器,监测到地震波后传给预警中心进行分析,计算出预警震级、烈度、震中位置,然后通过电视、手机等方式发出警报。

一位不愿具名的地震预警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些人和民间力量长期广泛使用“地震预警”一词,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申报课题和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

我国是全球强震高发区域,上世纪至今发生过500多次6.0级以上地震,死伤上百万人,上亿人受灾。2008年汶川地震前,日本早已建立地震预警系统,而国内的地震预警系统还未成形。

王暾2013年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2008年开始研究预警系统的5年以来,他所在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从有关部门共获得三千万元的研发费用,并得到了不少地震系统人士的支持。

与地震波抢“秒”

“时至今日,四川省地震局和部分事业单位仍在为减灾所提供支持和指导。”杜斌说。

王暾走在了前面。

在上述地震预警专家看来,无论叫什么名字,这种报警方式都不能神化。“事实上,地震预警是个系统工程,从采集、处理到发布都必须可靠。比如接到报警,应急方案是什么;再比如到了发布环节,还得有多种渠道发布才行。”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放弃国外物理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成立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以下简称“减灾所”),研发地震预警技术。

渠道:什么场合需要预警?

2011年4月25日,他通过短信,首次接收到了一个2.7级左右地震的预警信息。当年12月6日,四川江油市双河中学通过大喇叭,提前36秒对汶川一个3.8级的地震发出警报,提醒师生撤离。到现在,成都、宜宾等9个市州的212所学校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

是跑,是躲,还是原地不动。

宜宾珙县一所中学校长介绍,预警系统是市教体局统一安装的,目前学生比较多的学校才有,但有的安装了也不会用,“放在那儿,还没发挥作用”。

已启用超过一年的“多渠道发布”,在此次宜宾地震中广受关注。

而地震预警系统进入社区,要追溯到2012年,由成都几个社区率先安装,直到去年5月,成都高新区60个社区集体安装,才成规模。到现在,预警系统共覆盖了成都101个社区。

2018年5月,成都高新区就宣布将联合减灾所,在60个社区启用地震预警“大喇叭”,通过社区广播,在地震波到达前预警。一年后,这些“大喇叭”一战成名。

但这也仅是一小部分,在这次地震中,许多成都人没有收到预警。王暾解释,小区安装地震预警系统需要先获得政府授权,并由他们来安排。

而在预警系统运行初期,渠道始终是王暾要攻克的难题。他曾尝试使用短信或手机App方式解决信息发布的问题,但效果不甚理想。

在社区、学校,大喇叭通过一个黑色预警接收终端接收预警信息,达到设定的地震烈度阈值后,触发警报。烈度阈值通常设为3度——达到3到4度时,大喇叭只报数;4到6度,报一个数,发一声“嘀”;大于6度,报一个数,发一声“嘀嘀”。有震感而大喇叭没响,说明地震对当地没什么破坏。

以地震预警App为例,2011年就已上线,但推广和普及十分困难。“往往有地震,下载量就会提高,没地震时很多人就卸载了。”王暾说。据他预估,地震预警App的装机量在300万-400万左右。

但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6月22日,珙县发生5.4级地震,成都烈度仅有1.6度,没有触发警报。

南方周末记者从部分安装了App的用户处了解到,地震预警存在延迟收到的情况。王暾的解释是,这是通讯网络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当时,孟磊正坐沙发上休息,电视右下方突然弹出红色方框,电视声音中断,响起了女声语音播报:“四川长宁正在发生5.0级左右地震,成都市震感轻微,地震横波还有16s到达。”

但他还是看到了这样的弊端,开始谋求更多发布途径。2013年,在北川县政府授权下,他将地震预警系统接入无线电视网,开通电视预警服务;随后在四川德阳、广元等市,实现了对当地手机用户的直接强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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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暾还在寻求更多地方的支持,例如此次没有接入预警服务的长宁县震中周边乡镇、市区。

珙县5.4级地震发生后,孟磊家电视上弹出地震预警提醒

“当然,不是所有烈度都会收到信息,各地可以自主设置烈度阈值。达到阈值,终端就会发出警报或提示。”王暾说。

他吓了一跳,心想“没听到警报声啊,是不是出错了?”

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学校,则采取了另一种预警信息发布方式,将地震预警系统接入学校广播。

很快,门、衣橱晃动起来,比5天前的长宁地震更厉害。几秒钟后归于平静,没有避险的他,一度有些后怕。

成都双流棠湖中学两年多前就使用了地震预警系统,但在宜宾地震发生后,学校广播并没有发出警报。该校负责系统管理的信息技术处主任杨光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把地震预警系统与广播的连接切断了。最近考试比较多,他担心地震预警声会引起考生的恐慌。

对一些人来说,提前得知地震将至,比起不知道,恐惧感会减少。

即便是正常连接,杨光智也会把预警接收终端的触发阈值调高。他觉得,预警系统是块烫手“山芋”:打开,遇到地震它会报警,学生就会有所行动,“倘若发生了踩踏事件,那不是自找麻烦?”;关闭,真出现大的地震,没有适时发出预警,“怎么办?”

家住雅安的石晋瑗,长宁地震发生时,正在看电视节目《快乐大本营》,突然“嘀”的一声,荧幕弹出预警小窗,她心里咯噔一下。看到上面写着雅安震感轻微,这才安定下来,坐在沙发上静等。

和高新区的“大喇叭”不同,学校的报警装置没有内容提示。换句话说,听到声音的人无法知晓震级与烈度,也不明白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是跑,是躲,还是原地不动?

电视是通过机顶盒来接收服务器传来的预警信息。当烈度达到2到4度时,弹出小窗口提醒,4度以上是大窗口。

这让杨光智有了另一层担心:预警广播虽然安在学校,但声音却覆盖得更远。地震预警一播报,学校知道怎么回事,但附近的居民不知道。“若只是一场小地震,却由此导致居民遭受了损失,这可能给学校带来麻烦。”

2012年5月,地震电视预警最早在汶川开通,之后扩展到北川、茂县等少数几个城市。去年5月,和四川省有线广电网络股份公司合作后,电视地震预警服务扩展到了四川省地震区的13个市州共79个区县,占四川省地震区区县的60%。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双流区至少有11所中小学有这个系统。这些学校大多把预警烈度设置为3度,在中国地震列度表中,3度意味着只有室内少数人能感受到地震。对能抵抗八九级地震的教学楼而言,“3度不具有破坏性,这不是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吗?”某校安全主任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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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在社区以及个别地市的推广,多由政府有关部门购买。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汶川地震后,北川县防震减灾局从获得的防震减灾投入中用了60万元购买减灾所的设备。

长宁地震发生后,德阳市民家中电视收到地震预警提醒

在学校的推广中,减灾所主动联系上了四川省教育厅,想通过免费捐赠的方式,让系统进驻学校。一位四川省教育系统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当时省领导和省应急办比较支持,省教育厅最终也就同意了,但非常慎重。“试点可以,但若全面推广,还有许多问题要厘清。”截至目前,省教育厅掌握的数据是四川省有近400所中小学安装了ICL系统终端硬件。

“超过300万个家庭可以免费接收预警信息。”四川广电网络智慧业务部一位负责人介绍,这次地震通过电视接收到预警的家庭并不多,一是因为有的地区还未取得政府授权,二是不在预警范围内。为避免引起恐慌,他们没有做密集的预警科普,而是每月一次、以小窗的方式推送科普信息,“没开电视,可能没看到”。未来他们将发布新款机顶盒,确保电视不开机,也能自动弹出预警信息。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含各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自行购买ICL系统设备的数量。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宜宾地震后,有部分地区学校向减灾所咨询ICL系统。

“万一误报了呢?”

安装终端的硬件是有收费的,不过有些学校并没有为此埋单。王暾解释,这笔钱若不是学校自己出,就是由地方有关部门兜底。

更多的人是通过手机接收预警信息的。

那么,购买ICL系统设备需要多少钱?王暾回应称不贵,但没有说出具体的费用。四川新闻网2019年4月2日的一篇报道显示,一套地震预警设备的价值约为10万元,减灾所曾向雅安市名山区小学捐赠了一套。

2011年9月20号,国内首批500多位体验者,收到了短信、地震预警APP等发来的预警信息。

王暾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像使用ICL系统的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每年只需承担2万-3万的维护费。“需要说明的是,减灾所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涉及商业合作的成果通过美幻科技转化。”美幻科技是他名下的公司。

不过,短信效果并不好。2013年4月芦山地震发生后,手机预警短信出现延误,被质疑“早上的地震,短信中午才到”,王暾于是将短信预警取消。

效用:能否减灾?

曾杰最早使用地震预警APP是在芦山地震后,身边不少同事都下载了。但除了芦山地震的余震,他此后的几年再也没有收到过警报。曾杰一度怀疑手机出问题了。上网查询后,他发现软件必须打开才能接收到预警信息。

预警不仅仅要考虑居民。

王梦媛也是芦山地震后下载的。系统默认烈度达到2度就推送预警信息,她觉得太过频繁,就将提示关了,只在地震来时打开看看,“没啥用”。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表,数值越大,破坏性越大,3度为“室内少数人有感”,4度为“室内大多数人有感”,到了5度,门窗会作响,墙壁出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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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首席预报员孙士鋐看来,3度不会造成破坏,没必要进行预警。

用户收到地震预警app提醒

而王暾认为,地震预警除了逃生避险,还有其它作用。比如,烈度3到4.5度,虽然不太需要避险,但预警能起到定心的作用。

体验者们列举出种种问题,如无法注册,联网才能提醒;经常显示加载失败、网络错误;安卓系统会闪退;后台开着非常耗电,不开会自动关闭;设计不美观……长宁地震当晚,还有网友晒出图片,显示延迟了2到6小时才收到预警信息,还有的完全没收到,“感觉像个摆设一样”。

孙士鋐表示,预警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减灾,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预警系统能真正起到减灾作用。“简单来说,处于地震预警盲区的人,系统没法通知你;如果离震中很远,对人也造不成危害。预警系统需要亮出减灾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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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减灾所的说法,此次地震提前10秒向宜宾预警。有人质疑提前10秒的预警没多大用处,王暾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反复解释:“预警只能减少人员的死伤,提前10秒意味着可以降低39%的伤亡人数。”

有用户反映延迟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图片来源:@沙琪玛骑马

即便预警时间只有5秒,王暾也认为,一楼的人可以疏散到楼外,高楼层的人也可以就近避险到卫生间等场所。如果只有3秒也可以就近躲藏,例如坚固的桌子下面。

“这是通讯网络或服务器的原因,跟地震预警技术本身无关。”王暾坦言,APP快4年没更新了。地震灾害是小概率事件,每次只有发生大震后,下载量才会增多。比如长宁地震后两三天,下载量增加了四五百万。这几年,他们逐渐放弃手机APP,希望将地震预警功能内置到微信、QQ等手机其他APP上,实现强制推送。

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研究员翟永梅曾到福建、四川、云南等地调研过预警系统。她最早接触的就是成都减灾所。在她看来,减灾所能成功预警多次地震,说明是比较成功的。翟永梅认为,预警不仅仅要考虑居民,“它对工厂、地铁之类机构的紧急处理也有帮助。”

在“四川长宁6.0级地震专家集体访谈”中,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主任蒋海昆介绍,地震预警有利于企业、公众采取应急措施,但公众收到新信息后可能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国家在信息处理方面非常严谨。

四川长宁发生地震后,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很快出现一条信息:四川长宁发生6.1级地震,天府广场预估烈度为2.87,地震横波还有36秒到达。

王暾深有体会。在与地方政府、学校、地铁集团等合作时,“很多人担心,万一你误报了呢?”

36秒,对该公司线网指挥中心主任欧阳德胜来说,意味着他可以从容地在调度室发出指令,通知运行线路驾驶员,将列车的自动模式改为手动模式,同时加强了望。

地震预警是全自动的秒级响应,有误报、漏报的风险——没地震误报为有地震、小地震误报为大地震,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出现人员跳楼、拥挤踩踏、停工停产等过度反应。

欧阳德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3年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后,成都地铁主动投用了减灾所的预警系统,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错报和漏报,并准确预警了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6.0级、2019年1月20日四川崇州3.6级、2019年5月2日四川芦山4.5级等多次地震。

即便是地震预警系统相对完善的日本,也发生过因受雷电干扰对外误报9级地震的情况。

每次预警系统报警后,地铁运营公司会根据烈度大小启动对应的预案,决定是否需要广播告知乘客。“决定权在我们手里,只有烈度较大、破坏性较强的地震,我们才会通过广播告知乘客,防止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欧阳德胜说,“大多数时候,列车里的乘客也是感受不到地震的。”

但王暾坚称,这套系统从未发生误报、漏报情况。

尴尬也不是没有过,2015年8月11日下午,部分网友的手机接到“四川北川发生6.0级地震”的预警信息引发关注。该信息的发布者正是成都减灾所。

不过,据《南方周末》2013年的一则报道,当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北川的电视预警系统并未测出主震,反倒是测到了一些余震;安装了大喇叭警报的北川中学,有学生反映,地震前没有听到警报声。甚至,有大学生在地震发生时,选择跳楼逃生。此外,2013年2月19日四川三台县4.7级地震,减灾所预警11次,没一次测出震中为三台县。

恐慌随之蔓延,对此,中国地震台网指出预警消息不实,不得不多次发布微博,安抚民众情绪。

备受争议的是2015年8月11日下午,有用户手机上收到了地震预警系统发来的信息:“四川北川发生6.0级地震”。随后,中国地震台网指出地震消息不实,为误报。但王暾辩解称,那是只针对苹果手机用户、没有提前告知的“双盲演练”,并非误报。

而减灾所表示仅仅是一次演习,并非误报,是为了对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进行地震预警测试演习。在随后的解释中,减灾所坚称这是“测试演习”,并对国家地震台网中心的“误报”一说表示很遗憾。

当时,四川地震局给减灾所下发整改通知书,王暾拒绝了,“我们反击,提供了一系列证据”。

“官民”: 谁是发布主体?

前述地震专家介绍,不同群体对地震误报的容忍度不同。普通民众求快,希望获得逃生时间,而工业设施、特殊行业等非常看重准确性。为此,除了加大台网密度建设、采用多次连续发出警报的方式,也要做好地震应急预案。

倘若报错了,责任怎么划分。

2016年8月开始,减灾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合作,为系统误报、漏报导致的死伤人员购买了最高500万的地震预警保险,试图以此分担风险。

预警效用的争议之声犹在,但国家发改委已于2018年6月正式批复了“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这项工程总投资18.9亿元,在四川的花费就占超过1/12,约为1.6亿元。2017年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地震预报工程,从重建资金中专门批复了6605万元用于重点地区开展地震预警。

被神化的地震预警?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地震预警研究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王暾所代表的民间力量也是在此时开始了该项研究。到了2013年2月,中国地震局称,要在五年时间内建立起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真正让王暾俘获大量关注的,是2013年对云南巧家4.9级地震和芦山7.0级地震的预警。

无论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都开足了马力,试图尽快建成预警系统。杜斌介绍,仅四川省可利用的地震台网,数量就从汶川地震前的52个发展到如今的342个。

那段时间,他宣称,减灾所已建成世界最大地震预警系统,覆盖面积40万平方公里。到现在,这一数据扩大为:布设5600台监测台站,覆盖220万平方公里、90%地震区人口,成功预警52次破坏性地震……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下来后,2019年是台站建设大发展期,正在建设的台站有1419个。”杜斌说,“建成后意味着地震监测将实现秒级预警服务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

王暾乐于宣扬这些“战绩”。他常拿来印证技术先进性的,是6.2秒的系统响应时间、21公里的盲区半径,以及8年无误报、漏报的可靠性。

相比之下,民间研究者王暾走到了前头。2013年之前,他所在的减灾所在四川、云南、陕西等8省布设了1212个预警台站,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变成了5010个,覆盖全国25个省市部分区。

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认为,地震预警的主要对象是重大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如核电站、煤气管道、高铁等,主要目的是减轻地震灾害。预警系统技术不难,难的是要起到减灾实效,这需要经过科学论证。

同年,王暾高调宣称,减灾所建成地震预警台站,覆盖范围近两百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地震预警一线区面积的80%,提前4年完成中国地震预警网建设任务,并为国家节省超过10亿元。

由中国地震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撰写的《地震预警工程的若干问题探讨》中介绍:地震预警分为盲区、受益区、无效区。系统作出响应时,地震波传播的距离为盲区。地震预警对烈度低于7度或6度的区域意义不大,在这些区域即使不预警也不会产生较大灾害,为地震预警的无效区。受益区是盲区以外至无效区之间的区域。

“在四川,我们的预警台站就有一千余个了,”王暾说,“而且这些预警台站是完全独立的。”

孙士鋐说,预警时间体现的是该地距离震中的距离,距离震中越近,预警时间越短。例如成都提前60秒预警,意味着它距离震中360公里。“如果系统建到西安,距离长宁700多公里,它会说提前两分钟。但这个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但他们的台站设在哪里,如何设置,杜斌表示四川省地震局全然不知,也不掌握减灾所的ICL系统在哪些地方,哪些场所投入使用。杜斌介绍,减灾所有时候与市区政府合作,有时候又与单个部门合作,而这些合作都没有向四川省地震局报备,地震局也不参与到他们的推广中。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王海涛表示,40秒以外或更长时间的预判,可以称之为“震感提醒”。一个6级地震破坏范围在20公里左右,7级造成严重破坏的也在几十公里范围。提前40秒地震波要跑两百多公里,6、7级对这些地区不足以构成破坏。

客观上造成的结果是,发布地震发生信息的主体变得混乱,有政府,也有企业,这在法律上依然空白。

在四川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主任杜方看来,这是一个矛盾,“如果在预警盲区,脚下发生地震,没办法预警,远处地震波衰减了,又没什么影响”,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按照杜斌的说法,四川省地震局同样可以达到ICL系统的预警速度,时间上并不会滞后。“但作为政府部门,我们要审慎得多,如果贸然向公众发布,不仅不一定带来正面效果,还可能‘添乱’。”

王暾承认盲区的技术局限性,但他认为,除了逃生避险,地震预警还有安定人心、告知的功能,烈度达到3度就应该发布预警提醒,“只要有强烈晃动的地震,我们都给一个提示,他才会觉得这个有效。哪怕只要5秒预警时间,一楼的人可以疏散到楼外,高楼层的人可以就近避险到卫生间等场所;有3秒,可以就近躲到桌子底下、床边或卫生间。”

杜斌担心,法律空白还可能导致另一个问题:倘若有一天发布主体报错了,责任怎么划分,错误谁来承担。他进一步发问,私营企业误报一个预警信息,出现一个错误,怎么处理;引起恐慌,怎么应急处置。

地震预警究竟有多大的减灾效益?王暾最常提到的是,“提前3秒收到预警,伤亡人数可减少14%;提前10秒,减少39%;提前20秒,减少63%。”

除了谁是发布主体、责任怎么划分,有关达到什么烈度才需发出预警的争议,同样缺乏清晰可操作的标准。杜斌透露,四川省地震局正在和四川省司法厅沟通,希望能在法律层面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一数据出自《西北地震学报》2002年的一项研究。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暂行办法》被纳入四川省政府2015年立法计划,拟于当年内出台。但近四年过去,该办法未有下文。

不过,上述地震专家认为,“这些都是理论推导,不足以为据。减灾效益要看具体情况,过高的估计会使社会期望值过高,反而给地震预警系统带来非议。不要神化地震预警,防震减灾最根本的还是把房子建结实。”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芷毓

所以,“52次‘成功预警’,哪一次减轻了人员伤亡?”

王暾的答案是:“实证很多,但是能给我们反馈的不多。”他发来几十页用户反馈,大多是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的学校的使用情况说明。“包括网友对这个的肯定,我觉得能说明系统很好了。把信息传到老百姓那儿去,预警效果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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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科普

“发布权”

成立减灾所的同时,王暾还成立了成都美幻科技有限公司,将部分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出售预警终端设备。

澎湃新闻在采招网上看到,2015年美幻科技曾在成都市防震减灾局的采购项目上中标,117套设备总价为824.85万元,相当于单价7万元左右。

有业内人士质疑,美幻科技出售的预警终端设备价格远高于市场均价。中国应急管理报的报道称,一台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的市场价格约为1万元,王暾“将公共安全信息服务做了成一门赚钱的生意。”

采访中,王暾没有正面回应澎湃新闻关于预警终端设备价格的疑问,他举例说,给地铁集团提供的预警服务费用是一年两三万,“终端我记得是免费的”。

但此前接受采访时,他曾给出不同的说法:安装地震预警系统只终端收费,“对普通民众来说,只要不涉及硬件投入,享受到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没想到它后来变商业化了”,孙士鋐说。

但王暾认为,公益性与商业化并不矛盾,未来社区、学校安装终端,依然需要购买设备,“这是地震预警的原理决定的”。

长期以来,在地震预警业内,有“官民之争”一说,体现为民间机构的成都减灾所与官方地震减灾机构间的“竞跑”。

2008年,中国地震局设立两个科研专项研究地震预警技术。2010年1月启动了国家地震预警系统建设项目立项。2013年开始,福建、首都圈和兰州地震预警示范系统相继建成。

到2015年6月,总投资18.7亿元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获批立项,计划在全国建设15391个台站,2020年在部分地区率先形成地震烈度速报能力,2023年在全国形成地震预警能力。

福建省地震局是目前国内唯一提供地震预警服务的官方机构。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初步建立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向全省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地震预警、速报等信息服务。

对于减灾所的预警系统,该负责人评价:“技术细节上比较封闭,并不与我们交流。设备专业性、准确度、整体设计及社会责任方面,民间可能不会像官方那样考虑周全。网外地震的情况,我们的可靠性高很多。”

在王暾看来,“官民之争”说法不准确,实际是“中国地震局和减灾所之争”。其中的一个关键争议点在于,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权。

福建、云南、陕西等地的《地震预警管理办法》规定,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权掌握在省级部门。

2015年,四川省地震局起草了《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政府授权省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其他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这一办法至今未出台。王暾说,是被他“拦”下来了,最后没有通过专家论证会。

另一方面,自系统研发至今,减灾所获得了各级政府部门总共1亿多的资金支持,和各地市县地震局也多有合作。王暾反复称,眼下最重要的是,加强地震预警“最后一公里”的建设。

对普通民众来说,“地震预警或许可以争取逃生时间,但真正保命的,还是深入的地震知识和应急措施的普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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