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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背后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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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大事小情都不开会,都由佟锦彪一个人说了算。”在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房身村原村委会主任佟锦彪被查处后,媒体披露了佟锦彪作为“村霸”的一面。

日前,十三届陕西省委首轮巡视启动,本轮巡视重点之一为,紧盯市场秩序和社会和谐,着力发现“村霸”“沙霸”及其背后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这是十九大之后,陕西巡视利剑的再次出鞘,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巡视的网格被织得更细密。

随着查处的深入,佟锦彪借着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把贪婪的“黑手”一次又一次伸向村集体经济的“黑幕”被一一揭开。最终,佟锦彪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8坊就本轮巡视所着力的“村霸”及背后的黑恶势力问题做了走访调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容不得任何“村霸”行为的破坏。2017年6月,中央纪委专门督办了24件涉及“村霸”的问题线索;2017年8月,河北省通报曝光了3起“村霸”典型案件。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和各地扫黑除恶行动的展开,“村霸”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村霸”横行,因“上头有人”宗族有势

“村霸”和村干部或合二为一或同上一条船,通过不正当手段插手工程建设、侵吞惠民资金等,获取非法利益

坊叔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多数“村霸”之所以横行乡里,并不是“独门独派”,而是以宗族、金钱利益为纽带,组成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有的甚至盘踞一地作恶长达数十年而难以铲除。部分村干部更是村霸们的“上头人”。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

操纵选举,扩充势力,“村霸”披上村干部外衣。这些村干部“村霸”因手中握有一定权力,更容易造成人身攀附,形成势力。因此,村干部“村霸”背后往往都有宗族恶势力作支撑。

“当前,在一些农村治理中存在村干部骨干流失、豪强化、对其约束不力等问题。比如人才流向城市,村干部往往会陷入‘无人可选’的地步,甚至明知道有污点的人,却不得不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说,他认为“带病当职”是 “村霸”以及背后“保护伞”形成的根源性问题。

河北省定州市大辛庄镇泉邱二村孟玲芬以非法手段当选村委会主任后,“整个村就成了她的”。她安排多名亲戚担任村干部,敲诈勒索、殴打群众,骗取国家补助款,乱摊派集资,群众就连婚丧嫁娶、盖房子都要给孟玲芬上交所谓的“罚款”。

208坊在宝鸡部分农村的调查,在一些村庄有着共同的特点:村里的多数年轻人希望在城里扎根,人才也跟着外流。村民选出的村干部由于在政治素质、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往往是几个人台上台下“来回倒”,更有一家出现兄弟几个轮流当村主任的情况。尽管村民都知道被推选的村主任并非最佳人选,但村里没有更优秀的人,所以只能“勉强”。“就像我村,三个大姓,近一二十年来都是轮着坐庄,书记就不用选都知道是谁,发展的党员都是跟自己关系好的。”张家村村民张某说。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2017年打掉的一些宗族恶势力犯罪团伙更加典型。以南海区大沥镇东区城乡统筹办原副主任(曾任大沥镇东区沙溪社区党委书记)何某颜为首的宗族势力和以沙溪社区北约经联社社长谭某苏为首的宗族恶势力经常勾结渔利。这些势力中都有骨干成员在村“两委”任职,且自2011年以来,这些宗族势力均涉嫌“买卖”选票,通过行贿社区干部和村集体经联社干部操纵村选举、现金贿选,扶植村干部为其承揽村集体土地出租和发展商业项目提供便利。

在这种农村治理生态之下,还有一些地方的基层“两委”班子,因为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甚至“两委”班子成员自己就沦为“村霸”。

插手工程建设、垄断农村市场、侵占惠民资金等是村干部“村霸”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要渠道,恐吓、威胁是他们的常用手段,“敢怒不敢言”是一些村民的处境。

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说,在农村含有错综复杂的姻亲和血缘关系组织的“家族势力”和“利益团体”,而这些利益纷争和宗族团体掺杂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村霸不愿管、不敢管。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为村霸欺行霸市的爪牙。”

“大家都怕死他了,谁得罪了他,走路都要小心。”村民说的是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齐天庙村委会原主任罗英俊。他挪用扶贫资金、救灾补助金,盲目修路,致使村财亏损几百万元,更与村中吸毒人员李某某结拜为“兄弟”,为其提供“保护伞”。“不听话的,就想办法让他听话”。打骂加威胁,是李某某对付村民的“高压手段”。

在西安市打击“小官巨贪”专项工作中发现:部分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以及组长把自己的有限职权扩大,扮演着乡村混混的角色,采取各种手段承包工程项目,通过各种手段攫取公共利益,强占他人权益,隐蔽地控制地方社会。已经获刑的西安东滩社区原主任于凡便是“典型”:该村在同开发商签订合同时,于凡提出,必须将价值数千万元的部分工程交给自己承揽,且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之后,他再将工程转包出去,攫取巨额利润,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2亿元。东滩村一些村民说,于凡平时为人霸道,在村里说一不二,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就连党支部书记都要“让他三分”,基层党组织几乎被他“架空”。 “地方豪强”与地方黑势力、乡村混混以及政府官员等利益相连,共同组成基层灰色社会。

村干部“变形记”也在上演。重庆市垫江县高安镇新溪村原党支部书记周礼亚最初在村委会主任岗位上踏实工作,办了不少实事。但自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后,周礼亚变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村内事务只有他说了才算数,大肆强买强卖,侵害群众利益。自称“万岁”的村支书——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澧河村原党支部书张健国在任职伊始,尚能热心为群众办事,使一个“脏乱差”的村子变成了各项工作靠前的“明星村”,但后来私欲膨胀,成了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多维发力 ,打击职务犯罪 规范村务制度

监管缺失是导致村干部“村霸”横行乡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专家一致认为,对于“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恶形恶状,一方面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更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掐灭基层党员干部充当“保护伞”的苗头。对此,专家提供了多维的发力点。

近五年,中央财政仅投入专项扶贫资金一项就达2800多亿元。面对大量惠民资金投入,一些人不惜逞凶斗恶、铤而走险。

“务实的做法是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制定完备的村委会选举细则。比如选举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在竞选阶段实行竞争性施政演讲,让为民办实事的内容承诺给村民,投票阶段实行严格的秘密写票间等等。更好的把那些为民办实事的村民选举出来。”方塘智库学术委员蒋伟涛建议。

然而,村干部“村霸”之所以能够横行乡里,监管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村民自治并非意味着监督让位,可一些乡镇对农村的指导与监督并未到位,导致一些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个别村干部变为“土皇帝”。

另一方面,加强村务管理的规范化成为专家多次提及的建议。“村干部的兼业化管理,容易形成与纵容村霸或勾结村霸甚至自己充当村霸的空间。”朱启臻说。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可通过“职业化管理村干部”来解决。

如在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村民选举中,对候选人资格审查不到位,选票不公开透明等情况时有发生。北京市密云区王晓雷靠盗采砂石发家,为了当上村委会主任,他直接通过贿选等手段,迫使村民投票给他:“你选我一人50块,一家三口给你150块钱,如果不选我就砸你家玻璃。”

近年来,陕西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村干部职业化试点,在陕西三原县,村干部职业化管理已经成形,有三点具体措施值得借鉴,具体做法是,定职责,岗位职业化。实施“问绩、问效、问责”机制,明确村“两委”工作职责和工作权限,定期对村干部考评;强激励,待遇工薪化。按大村7名、小村5名的发放范围落实村干部补贴,“一肩挑”每月2800元,正职每月2200元,其他村干部每月1320元。离任后的村干部,根据任职年限和任职岗位均可享受不同阶段的补贴;明制度,管理规范化。实行村干部坐班制、办公纪实制、请销假制。

个别地方监管缺失,对村干部的“村霸”行为客观上造成放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村干部“村霸”的嚣张气焰。甚至一些上级部门视而不见,同流合污,为村干部“村霸”大开方便之门。比如孟玲芬就没有通过村民选举,而被镇政府直接任命为村务管理小组组长,实际上行使村委会主任的职权。更严重的是,个别村干部、乡镇干部甚至是执法部门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伞”,从中进行利益交换。

“政治家族在个别农村依然存在,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容易为村霸的形成提供‘破窗效应’。”公方彬补充说。专家认为,这就需要严格回避制度。

对“村霸”行为露头就打,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尤其是‘亲属回避’制度。比如,规定村支书和村主任不能出自一家庭或一个宗族,上任村干部不能指定或暗示自己的宗族姻亲接任自己。以此彻底斩断家族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的温床。”蒋伟涛说。

近年来,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开展集中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坚决铲除村霸“保护伞”,取得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使适龄人员有事可做、有书可读,是从长远角度消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

安徽省纪委专门下发《关于在扶贫领域专项整治中重视做好“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展“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专项整治,建立“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专项整治报告制度,坚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对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深挖严查,并将整治情况、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全省年度政风建设考核内容。全省各地严明换届纪律、严格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霸选贿选行为,坚决防止“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混入村干部队伍。

巡视出剑 ,“小”处着手 放“大”招

巡视巡察“千里眼”挖出“村霸”。福建省安溪县等地从今年开始,通过抽调公安干警力量,将查找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扶贫领域“村霸”作为巡察重点,目标直指“村霸”及其背后有法不依、有规不守等乱象,对那些横行乡里、欺压贫困户的黑恶势力果断“亮剑”。

据了解,今年4月起,陕西省开展了“村霸”整治工作,严肃查处一批违纪农村党员干部。例如,礼泉县昭陵社区南阳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尚县挑唆他人阻碍选举问题;富平县王寮镇军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昌平纠集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殴打他人问题;绥德县张家砭镇王家村党员王德雄阻挠工程建设问题;南郑县高台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伯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问题;子长县安定镇安定村党员白虎虎强揽强卖、非法敛财、阻拦施工等问题。

福建省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赖诗攀认为,按照“露头就打,不露头就深挖”的原则,对“村霸”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加大惩治力度,形成强烈震慑,将有效维护基层自治的公平和正义。同时,应坚持破立结合,加强和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治理水平,实行民主决策、管理、公开、加强监督等方式,释放农村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人参与管理的热情。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目前陕西已查处“村霸”“沙霸”近1400人,刑拘426人。

不少专家认为,落实农村基层民主,特别要在选举工作中,突出整治采取贿赂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的行为,加强对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指导监督,确保把那些德才兼备人员选进“两委”班子,这是整治“村霸”的组织保障。

十三届陕西省委首轮巡视的“开篇之作”把“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作为重要任务,以打击“村霸”及其背后黑恶势力为重点之一的“布局”,正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第二章序曲”。

把监督关口下沉到村级组织。一些地方在镇、村设立监察组织,打通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无疑对农村的党风廉政建设有非常大的帮助。可以预见,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监督缺位问题将有望得到有效根治。(佘子艺 陈伟鹏 蔡荧莹)

陕西省委书记、省长胡和平就做好十三届省委巡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做好巡视巡察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协调配合,用好巡视成果,确保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而从“村霸”入手,正是从群众身边的“小”处着手,放出的一个巡视“大”招。(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8坊工作室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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